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学的副教授贺建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的前一天突然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这对双胞胎的CCR5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

首先新闻媒体界炸开了锅，一系列“历史性突破“，“厉害了，我的guo”的报道喷涌而出，甚至还有媒体把“CRISPR”宣传成了贺建奎的自主创新。然而这些媒体超级大V万万没想到，报道发出的同时网上评论瞬间炸锅！事情还未过中午，大部分正面报道的新闻悄然消失，目前为止，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质疑。整个闹剧持续发酵，堪称一场皇帝的新衣。

所有的事件都会回归理性。在这场闹剧中，扮演主角的自然是“基因编辑婴儿之父“：贺建奎副教授教授。贺建奎教授是何许人也？自2011年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后出站回国后，贺建奎一直致力于生物信息学及基因组学的研究，其中包括采用单细胞全基因组测序的方法检测Crispr/Cas9脱靶效率的研发工作。从近5年发表的文章方向和影响因子来看，贺教授不是基因编辑领域的权威人士，更称不上是一颗科研新星。这让笔者瞬间联想到韩春雨学术造假事件。

与韩春雨教授不同的是，贺建奎副教授实实在在的做了这件皇帝的新衣：全球首例Crispr/Cas9技术基因编辑婴儿。消息一出，国内外科学圈一片震惊。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全球健康及传染病研究中心与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张林琦提出质疑：

1）对健康胚胎进行CCR5编辑是不理智的，不伦理的，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中国人的CCR5是可以完全缺失的；

2）CCR5对人体免疫细胞的功能是重要的；

3）由于艾滋病毒的高变性，还有其它的受体可以使用，CCR5基因敲除，也无法完全阻断艾滋病毒感染；

4）CCR5编辑不能保证100%不出错之前，是不可以用于人的；

5）现在母婴阻断技术非常有效，高达98%以上，可以阻止新生儿不被艾滋感染；

6）HIV感染的父亲，和健康的母亲，100%可以生个健康和可爱的孩子， 根本无需进行CCR5编辑。

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颖提出质疑：

1、伦理申请是深圳和美妇儿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的，但提供胚胎的是另外四家医院。

根据美联社报道，贺建奎在11月8日出示临床试验的官方许可。

这份伦理申请非常的草率，按照提供的日期来看，在伦理申请批准前实验就已经进行很久了。伦理审查是按照“科研项目”的标准实施的，这个标准本身就不对。整个伦理申请中，写到了前期在猴等模式生物上进行了相关实验，但仅仅描述了过程，并没有任何详细结果以及实验后续对该动物的观察结果。伦理申请书最后一段占领技术制高点和超越诺奖级的工作这些竟然能作为理由列到申请书里，可见项目实施者和批准者的本意和关注点到底是什么。

2、在技术方面，贺建奎团队针对CCR5基因进行编辑，能否真的预防艾滋病？是否存在安全的风险？以及，其中一个胚胎是在怀孕期间做的基因编辑。如何看待这样的操作？

首先，如果基因编辑后是嵌合子的话，没有编辑到的细胞还是会有感染风险。但更为关键的是下面两点：1.基因编辑技术的脱靶效应会带来何种后果是完全未知的。2. CCR5缺失已经被实验证实会造成免疫缺陷，导致其他病毒的易感甚至肿瘤的发生。即使该实验的母亲是艾滋病患者，只要通过药物降低母体HIV的载量，是可以有效阻断母婴传播的。这项研究完全没有任何层面的必须要进行的必要性，而两个孩子所要面临的后续风险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试想一下当初多利羊的实验结果。

3、如何看待这一实验的后果？

这一实验从科学层面具有巨大的潜在风险，两个孩子作为试验品，这些未知风险将会伴随他们的成长。从事这一实验的科研人员既非HIV研究者，也非基因编辑领域专家，项目实施时其测序公司和其背后的商业资本实在铤而走险。该项目的实施可预见的会使基因编辑领域的研究受到影响，也会使中国科研界的发展受到质疑。中国科研界需要就此发生，该项目的实施者也需要因这一行为而受到抵制，否则将会带来更多不可预见的负面影响，潘多拉的盒子也许就此打开了。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仇子龙评论：

基因编辑用在人身上，特别是基因编辑受精卵，应该是全世界科学家非常慎重的一个举措。现在看到的是直接发布的新闻，科学研究的内容没有任何的披露，我觉得非常悲哀，科学成果的发表不应该是先在新闻媒体上，后来再发到学术期刊上。

CRISPR/Cas9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可能在基因组水平上引起不必要的脱靶、结构变异等，所以应用在人身上要非常非常慎重，目前各种基因编辑系统，包括最新的碱基编辑系统的脱靶风险仍然很大。如果父母患有致命的遗传病，用基因编辑的方法来修改受精卵里的致病基因，以小风险去掉大风险的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即使是已知父母携带致命的基因突变，仍然可以采取在受精卵阶段，采用挑选健康受精卵的手段来加以规避。也就是说，基因编辑始终不是唯一去除基因突变遗传疾病的方式。

这个研究修改了一个跟艾滋病有关的基因，显然不是去除一个很大的风险，因为这对婴儿的父母（父亲有艾滋病，母亲没有艾滋病）本来就不是高风险的人群。婴儿必须承担的风险却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因为这个基因编辑后她们的全身基因组究竟有没有造成突变，不是只做几个全基因组测序就能判断的，而且现在测序的手段还并非完美，很多基因突变并不是通过常规测序手段轻易发现。就算是现在最好的基因编辑手段碱基编辑器也会引起很多基因组脱靶效应，导致基因突变，所以这个风险是巨大的。

所以说，我心目中严肃的、对人类负责的基因编辑的研究应该是，必须没有第二个选择，只能用基因编辑来去除基因突变。这才是伦理能通过审查的唯一的标准。如果有任何其他的选择，目前都不应该用基因编辑的方法直接在人类受精卵上操作。

这个研究有没有经过伦理批准？合不合法？合不合规？很遗憾的是，在我们的研究领域很多地方还是盲区，不是不合法不合规，是根本没有法、没有规。我呼吁科学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应该约束自己的行为，科学和社会学的交界的每一步研究都是需要充分讨论的。这次新闻偏偏选在香港召开的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之前，而且没有经过充分的同行评议就发布了这个新闻，我觉得是很不负责任的。

笔者总结下来，Crispr/Cas9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无非衍生出两个问题：安全和伦理。

那么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将对引发安全问题的Crispr/Cas9技术以及伦理问题进行着重讨论。